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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寻英(下)(组图)

发布时间:2019-09-03 20:4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泸定桥,这是一座决定红军命运的桥,脚下的水呼啸着流向远方,壮烈地诉说着昨天的故事。站在铁索桥上向前行,每一步都好艰难,太难想象红军曾经是怎样在没有木板、面对着敌人的枪口的情况下飞夺下这座桥的?

  当年红1军团第2师第4团,2昼夜强行军160公里赶赴泸定桥桥头,走的路线就是河对岸。

  一路上,我们留心观察了河对岸的道路情况,发现直到今天,河南岸的道路仍然是时断时续,常常被直插河底的悬崖峭壁阻断。史料记载,当年红四团在行军打仗一天后,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命令,要求他们提前一天夺取泸定桥,结果他们是一天一夜强行军120公里赶赴泸定。在那样的道路条件下,这样的强行军如何可以实现?让我们也不免心生疑惑。

  在泸定县,我们采访了泸定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,在泸定县曾长期从事泸定桥宣传、管理工作,今年67岁的王永棉老人。王永棉年轻时,曾经徒步走过一段当年红四团河南岸强行军的路线点钟出发,一直走到下午6点,12小时走了差不多60公里山路。因此,根据王永棉的亲身体验,在那样的道路条件下,一天一夜强行军120公里是可能的。但是,这的确是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呵!

  比起红军强行军创造的奇迹,22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奇迹中的奇迹。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为人们熟知,然而,在22个勇士中,如今只有5个人的名字被后人得知,其余的大多数人,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是什么都已不知道。

  强渡大渡河17勇士的名字,是因为《战士报》一八六期上的记载而被后人得知。然而,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字,却没有得到这样幸运的记载。

  同为红一军团所属的部队,为什么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《战士报》只登载了17勇士的名字却没有登载22勇士的名字?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心中的一个困惑。王永棉老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:目前人们所能找到与红军大渡河战役有关的《战士报》,只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,它们的原件都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。强渡大渡河战斗是5月25日打响的,而飞夺泸定桥战斗是5月27日打响的。一八四期《战士报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前一天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,而到了一八六期《战士报》,内容已经是介绍大渡河全部战役的情况,头条标题就是《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》。这样我们自然就可以想到,这中间一定还有《战士报》第一八五期,而且这张报纸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绍飞夺泸定桥的战斗。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,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单就登载在一八五期的《战士报》上?而一八六期《战士报》登载17勇士的名单,是对一八四期《战士报》应该登而未登的内容的一个补充?

  这仅仅只是一个猜测。当然,也存在着另外的可能,就是因为报纸版面所限,它们来不及去登载那22个勇士的名字了。《战士报》第一八五期已经缺失,给红军历史研究带来太多的问号。

  事实上,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,到底是21名,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,也不是完全清楚的。比如一八六期的《战士报》,上面写的就是“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”。现在,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发表在《星火燎原》上的著名回忆文章《飞夺泸定桥》,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。

  1986年,王永棉在泸定县委派下,赶赴北京拜访当年红四团党总支书记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将军。罗将军告诉王永棉,当年的22勇士,是他亲自到二连挑选出来的。当时他挑人的标准是,凡是干部,包括连长、指导员、党支部书记及排长,首先要挑出来。曾经是战斗英雄的,比如在渡乌江战役中立过功的,也要挑出来。平时作战勇敢的,挑出来。挑选出来的人,必须是员、共青团员,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。突击队的任务是二连连长廖大珠抢下来的,就由廖大珠担任突击队的队长。

  1985年,泸定县筹备“飞夺泸定桥”胜利50周年纪念庆典,王永棉受县里委派赴北京邀请杨成武将军参加庆典,曾当面向杨将军询问有关22勇士的线索。杨将军告诉王永棉,当年战事非常紧张,打完泸定桥,部队又继续向前打,22勇士的名字没有来得及记下来。后来在长征路上,他们多数同志都先后牺牲了。当时,杨成武将军说到这些时,情绪十分激动,他一遍一遍地呼唤——我的22名勇士,你们在哪里,在哪里啊,说着说着,竟老泪横流……

  根据杨成武、罗华生等老将军们的回忆,飞夺泸定桥22勇士中,有4个人的名字是可以记起来的,他们是:二连连长廖大珠,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,二连支部书记李友林,及抽调支援的三连支部书记李金山。

  泸定县的同志们在解放后的追访中,还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,那就是副班长刘梓华。

  在泸定桥边的“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”里,庄严肃穆地竖立着22根方柱子,它们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。它们绝大多数是无字碑,只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,而在这5根柱子中,只有一根上面雕刻有头像,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刘梓华。

  22名勇士中,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刘梓华,刘梓华的雕刻头像就是根据他本人的相片制作的。关于刘梓华下落和相片的获得,有一个曲折艰难的寻访过程,而我们的采访对象王永棉就亲身参与了这个过程。

  在王永棉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着,1974年10月19日,当时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朱丹,在一次会议上提出,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,红军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情况和下落,还一直搞不清楚,实在说不过去,泸定县的同志们要下力气搞点调查。朱丹是一位演员,曾经在电影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中扮演父亲。也许与朱丹的这次讲话有关吧,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推动力量,1975年,泸定县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个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小组,由三人组成,王永棉担任了组长。

  从1975年5月到9月,近5个月的时间里,调查小组从四川到北京、天津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广西,差不多绕半个中国走了一圈,搜集有关的红军长征文物,其中调查22勇士下落是他们时刻放在心头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  1975年8月,调查组来到江西南昌,在参观江西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,在一个大陈列厅里,看见挂着很多相片,上面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江西籍的烈士,下面还有他们的简单生平。

  王永棉一个一个认真地看,突然他眼前一亮,心中一阵狂喜。他发现了一个叫刘梓华的相片,他的生平介绍中写着,“刘梓华同志是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。”

  王永棉连忙叫来一起去的同志,但一个同志提醒他:“你看清楚了没有?前面写的是强渡大渡河啊。”自从将军写了《强渡大渡河》、杨成武将军写了《飞夺泸定桥》两篇文章后,这两个词几乎成了专用词组,分别特指发生在安顺场和泸定桥的战斗。

  但这毕竟是个重大发现,他们立即去找纪念馆的管理同志,但对方告诉他们纪念馆所知的情况也只限于展览内容这么多,不过他们告诉王永棉,这些材料的来源是河北省廊坊军分区。

  1976年1月26日,泸定县方面给廊坊军分区去信去函,了解有关刘梓华同志的情况。1977年1月15日,泸定县方面收到了回信,信中肯定刘梓华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,并说明刘梓华生前系天津廊坊军分区的副参谋长,1951年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。

  廊坊军分区的来信虽然令人鼓舞,但也很简单抽象。为了进一步了解求证事实,1978年5月,泸定县方面派出郑发荣、文荣普两位同志前往廊坊军分区调查。那时候,刘梓华同志的妻子还在,他的儿子也在。他们分别从军分区方面和刘梓华家中借来了刘梓华的“军人登记表”和日记本。而在王永棉手中,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刘梓华“军人登记表”的抄录件。

  刘梓华。籍贯:江西萍乡县安源区二乡梓木村。1929年入伍,1931年6月参加共产青年团,1933年8月转党,介绍人:肖华。作战次数:无数。负伤次数:9。残废等级:二等。在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,说明系长征渡过乌江和大渡河十七、十八勇士之一。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,说明因1936年丢掉18英雄奖章,而受到党内警告一次。特别关键的一点是,在履历栏中清楚填写着,1935年2月起,在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任副班长。而这正是担负飞夺泸定桥任务的连队!

 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,飞夺泸定桥是22勇士,为什么在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中,写的却是18勇士,丢失的也是18英雄奖章?王永棉告诉我们,据杨成武将军回忆,飞夺泸定桥战斗结束后,点名时发现,22勇士在战斗中牺牲了3名或4名同志,具体是3名还是4名,杨将军也记不清了。如果是牺牲了4名同志的线勇士!我们可以想像,在长征的特殊环境下,对牺牲同志的奖励既无法记入档案,也无法寄往家中,也许就只把奖章颁给活下来的同志,那么奖章也就只是18枚英雄奖章了。

  回到北京后,记者在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写的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中找到了旁证,书中在写到飞夺泸定桥战斗时说道:“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,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,而且没有受伤。”

  大渡河上的红军勇士们,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找到他们的完整下落,但是他们的精神,已经深刻感染、影响了无数后来人,包括我们面前那些可爱可敬的采访对象们。

  (据老船工帅仕高于1972年的谈话记录,石棉县文化馆原馆长张弗尘提供)我解了手把门打开就看见了红军,他们对我说:“老板,我们是红军,我们是打富济贫的。你把船渡过去,把刘文辉打倒……”我说:“水大了,开不过。”“开不过去,再想办法。”我就和红军一路走了。走到叶家店子侧边,郑本源正把门缝打开,伸出头来,我就对红军说:“他是开船的。”红军就叫郑本源。郑装哑巴不开腔,我对郑说:“红军不杀人,是工农的军队,把船开过去,好把刘文辉打倒……”郑才开了腔,同我们一道走下去。

  一直把船拉到小河子口口上,才开始渡河。敌人的机枪又响了,炮弹在船周围爆炸了,红军不断地叫我们不要怕。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面尖石包,才好躲开敌人的火力,但是水深了船靠不拢,刚进去就被挤了出来,冲下去在边边上撞了一下,“咔”的一声,都担心船会烂,经检查船没烂。船已打到桃子湾(渡口名)。我跳下来拉船,正好碰到个尖尖石,才把船停下来。敌人慌忙从上面丢了几个没有拉绳绳的地瓜弹到我们面前,红军捡起来给他们丢回去,就把韩营长的军队打跑了……

  余团长叫韩营长到安顺场烧房子,大恶霸地主、匪营长赖执中回来不同意,因为要烧房子就会烧到他的。赖执中刚走到安顺街上戏台前,就看见柴草堆满了,快要放火烧街了,便去挡住韩营长不要他烧,两个便吵起来了。赖执中拉扯起一道去见余团长……赖手拿一支枪,所以韩不敢下手……赖跑到苏家坪去见余团长,以全家性命担保,等红军来了才烧房子。赖坐船回来已经大黑了,一回来就再也过不去了。那天晚上红军赶到了安顺场,赖就翻墙逃跑,脚也在翻墙时摔伤了,由给他牵马的勤务兵刘正清背着走。路上遇见红军查问,谎说是老人病了,就这样混过去了。

  红军走后,余团长要杀船工的脑袋,船工都逃跑了,我和刘学仲、张子云、王国宾四个人一起逃到大窑山窑洞里藏起来,住了七八天……

  王永棉老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1986年,王永棉去北京看望长征时红军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将军,何将军亲口向他讲述,当年红军主力打下泸定,北上围攻天全县城,而九军团留下坚守泸定桥,执行后卫任务。在顽强坚守近一周时间后,迫不得已锯掉了泸定桥底三根铁索。

  本来记者对是否写下这段故事还心有疑虑,因为担心只是一个口头采访,不知能否准确反映历史事实。然而,记者回到北京,在整理石棉县原文化馆长张弗尘老人交给记者的一摞珍贵资料时,意外发现,在一个几十页的名为《红军长征在雅安地区》的油印材料中,竟有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详细描写。

  据这份材料中所述,当时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、政委何长工率领下,坚守泸定桥。此时,河南岸有敌中央军大兵压上要夺桥过河,而河北岸也有敌川军包抄上来要断我后路,情况十分危急。红九军团顽强守桥近一周后,向中革军委建议有限度地破坏桥梁。军委复电说,在破坏桥梁前4小时报军委。随后,九军团召开军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:泸定桥是川康人民的运输线,全破了会给人民带来灾难,但又不能不破,这是军事斗争的需要。因此,决定将桥底九根铁索,隔两根锯掉一根,还剩六根。

  红九军团赶上大部队后,同志说明了为什么破桥一定要提前4小时报军委批准,这是因为万一天全拿不下,我们还要考虑留下泸定桥这个后路。

  中图:现在的泸定桥已经铺上了木板并且有了很好的安全措施,但是站在上面看着急速奔腾的河水,还是有些胆战心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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